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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涛彻夜作雷鸣，

奋起龙宫十万兵；

铁甲银鳞呈武勇，

水神海怪显铮狞。

——鲁慕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鲁慕迅还在中原大学美术系学习时，河南谢瑞阶老师来汉参加中南区文代会，专程到美术系来看视，张肇铭老师得知慕迅是谢先生的学生，对他也是青眼有加。此后不久，张肇铭特意把慕迅介绍给徐松安先生，并亲自代慕迅请徐松安先生为他刻了一枚“鲁慕迅”的印章，从此慕迅也成了徐松安先生的学生，经常向先生请教国画。包括他的启蒙老师石磊园先生在内，正是石磊园、谢瑞阶、张肇铭、徐松安这４位恩师，奠定了鲁慕迅一生做人治艺的方向和道路。

此刻，他作为“摘帽右派”从农场回到报社，作为“内控人员”，只能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也是自身难保，更无能力救他的老师。

当鲁慕迅拐过街口，回到大杂院时，看到女儿子砚在“呜呜”地哭。

“孩子，哭什么？”

“爸！”子砚哭着扑到了慕迅怀里。

……

原来是武汉话剧团的“造反派”把戴筠押到剧团批判去了。

慕迅拉着子砚回到家里，见桌椅也被砸了，紫砂壶也被摔了，家也被抄了，东西扔得满屋都是，一片狼藉。值得庆幸的是，鲁慕迅怕自己的家被抄，已主动将自己的藏画送到了报社，由报社登记造册后在地下室存放。但后来归还时，有3幅极其珍贵的古画被盗。

慕迅深知这场运动的来势汹猛，连戴筠这样根正苗红的人也在劫难逃……

“爸！我真想不通，来抓我妈的那几个人正是那几个经常在我家吃饭，我妈待他们比我还亲的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子砚说。

慕迅想起来了，戴筠前几天还把她任儿童艺术剧团团长的几个家不在武汉的小演员接到家里，把全家口里省、肚里减节约下来的豆腐票、粮票买成东西，做给他们吃、喝，戴筠还把好吃的先给他们吃，把他们吃的剩菜剩汤再让子砚吃。他们吃饱喝足了，还会叫声“戴妈妈好！”

怎么才事隔几天，他们就六亲不认，恩将仇报呢？咳！这个时代啊！人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鬼呀！

慕迅真的想不通了……

戴筠在剧团挨批判，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连她家的大门上也糊满了大字报。

鲁慕迅的家庭又是富农成份，自己又是“摘帽右派”，在报社被“内控”，不敢乱说乱动。

鲁子砚的“摘帽右派的女儿”后边又加上了“走资派的女儿”，她平日的玩伴，也和她划清了界线，见面不理她了。在学校，入团没有她的份儿，参加红小兵、红卫兵也没人要她；大游行、大串联也不准她参加，她成了“黑五类”，被打入了另册。更有甚者，有人当面欺负她说：“你爸爸是摘帽右派！你妈妈是走资派！”小子砚哭了一场又一场，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后来，学校停课闹革命，子砚干脆就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这样的日子难熬阿！

这期间，鲁慕迅怕连累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外界断绝了一切来往。

1969年10月，鲁慕迅被下放到崇阳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不到15岁的独生女儿子砚，也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也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

鲁慕迅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时，戴筠单位的党组织代表党和她谈话，要她和鲁慕迅离婚，她没离。这次下放，鲁慕迅单位的“好心人“又跑到戴筠的单位，说是为了”照顾鲁慕迅的生活起居，让戴筠和鲁慕迅一起下放。”戴筠单位的领导拒绝了这种要求，没让戴筠下去。这样虽然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地方，但毕竟他们还有一个在城里的家，还有机会在这个家里全家团圆。

县里为了发挥鲁慕迅的一技之长，就抽调他去办展览。一次到一个山区巡回展出时，慕迅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子砚就在这里的生产队参加劳动。

当她看到自己又黑又瘦的可怜的女儿时，悲喜交集，老泪纵横……

子砚看到久别重逢的亲生父亲，冲过来就哭着说：“爸！我想您，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哪！”

慕迅说：“傻孩子！怎么会呢！”

当天夜里可靠的股票融资账户，子砚给远在省城的妈妈写信说：“妈妈！我今天终于见到爸爸了……”